三瑞典球迷去了布鲁塞尔，只有一个回来了
有一次他们手挽手在一个欧洲首都漫步。另一次他们一起喝干邑，参观博物馆并一起唱歌。最后一次帕特里克、肯特和佩莱一起坐上出租车。帕特里克独自坐在一个嘈杂的早餐食堂里。现在是2022年6月1日。距离他的生活将发生改变还有15分钟；距离它将结束还有16个月。卢布尔雅那的早晨炎热。城市酒店位于市中心，价格公道，但这不是这位59岁老人预订房间的原因——他只是想和其他瑞典人在一起。这就是瑞典国家队的忠实球迷所做的。在家里，他们并不真正与彼此交流。他们通常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或地址，不在生日或其他特殊日子互发信息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结婚或有什么爱好。他们支持AIK或特雷尔堡，投票给基督教民主党或绿党，从事木工或律师工作。但是一旦瑞典队客场比赛，他们就会聚在一起。他们会分享他们所住的酒店信息，在走廊里相遇，在电梯里互相问候。他们会在酒店大堂一起度过时间，去酒吧的人会为大家买一轮饮料。这个早晨，一些疲惫的球迷们走到自助餐台前，拿了炒鸡蛋和咖啡，然后四个人一组坐下。利森一边拄着拐杖走进房间，膝盖很痛。她看到一张空椅子旁边坐着几个年长的男人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打招呼，但她注意到房间另一边有一个人独自坐着。那就是昨晚在爱尔兰酒吧与她交谈的那个人，现在住在瑞士的瑞典人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是的，就是他！“帕特里克，你不想过来坐吗？这里有一个空椅子。”帕特里克犹豫地走过去。尽管召唤他的女士刚做完手术，但他被邀请坐在桌子上的最后一个位置。他向肯特和佩莱打招呼。“早上好，明天的比赛会很艰难。你们现在紧张吗？”帕特里克立刻融入了进去。利森走向另一张桌子时，注意到他和其他人一样低调而幽默。第二天，在欧洲国家联赛对阵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中，艾米尔·福尔斯贝格点球破门，将比分改写为1-0，接着德扬·库卢谢夫斯基将球打入球网顶部，2-0。 “老男人团”正位于客队球迷中间。他们的歌声比其他人低沉一些，有时甚至看起来像在模仿，但那些熟悉他们所有面孔的人注意到了这个团体中的新人。肯特和佩莱旁边是帕特里克。一段新的友谊已经形成。在下一场客场比赛中，他们不再有独自吃早餐的选择。肯特、佩莱和帕特里克已经变得密不可分。他们对文化感兴趣，参观博物馆，但也喜欢有宁静的休息时间，在一些格拉帕酒上度过。顺便问一下，佩莱是怎么认识肯特的？很久以前，他们在一次客场旅行中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至于利森呢？没人记得了。有一天她就坐在其他人旁边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了。帕特里克、肯特和佩莱被视为一个团队，一个无害的白发帮派。在塔林，他们进行哲学思考。咯咯笑。这里喝一杯啤酒，那里喝一杯咖啡，旁边再来一杯烈酒。有一次他们与利森手挽手穿过里斯本市中心，就像一群老水手。在2023年的布鲁塞尔的一个秋日里，他们点了双份浓缩咖啡和干邑白兰地。两天后，瑞典将在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中对阵圣吉洛伊斯联队，这场比赛几乎没有什么意义。球队表现不佳。欧洲杯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所以只有那些相信足球不仅仅是比赛得分的人才会前往。帕特里克、肯特和曼努埃尔·佩莱格里尼是其中的一员。他们想要支持扬·安德松的球队到最后，热身时唱歌并展示他们的忠诚。他们想要一起度过时间。他们现在就坐在白色木椅上，一起。帕特里克把手机递给一个人，让他们拍照。在Facebook上，他发了一条消息说：“在瑞典比赛之前与‘老’朋友会面。感谢利森把我们聚在一起。”两副眼镜放在他们面前。肯特穿着一件黄色连帽衫。佩莱已经走到他们那边，靠在帕特里克旁边，帕特里克举起杯子向拍照的人敬酒。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晚餐。星期天他们做了一些旅游的事情，星期一他们准备比赛。晚上七点之前，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要求司机把他们送到体育场。旅程在黄昏时分经过布鲁塞尔。太阳刚刚落在新艺术风格的房屋后面，过路人们系紧了衣领以抵御寒冷。出租车转向运河。这三个乘客在他们的生活中见过许多体育场和看台，但他们不会到达国王包杜安体育场。离体育场五公里处，一辆摩托车停下来，司机穿着橙色反光背心下车并向他们开枪。子弹雨杀死了帕特里克和肯特。佩莱也受伤但幸存下来，并被送往医院。比利时和瑞典之间的比赛开始了，但在中场被取消。第二天早上，恐怖分子被警察击毙。恐怖袭击影响政治、国家安全和体育。它引发了悲伤、愤怒和恐惧。但是当受害者的亲友在随后的一周阅读报纸时，感觉好像缺少了一种成分。温暖在哪里？为什么关于三位温和朋友的报道感觉如此冷漠？在这样的恐怖时期，难道没有空间来讲述彼此之间和足球之间的爱的故事吗？有的，利森·阿尔蒂斯是最适合讲述这个故事的人。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索伦图纳，她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，但在瑞典男子比赛之前，她的个性发生了变化。她变得更外向、更快乐，甚至更关心他人的福祉。在瑞典的比赛之前，她不仅仅加入了全国性的支持者俱乐部瑞典营，还为其注入了活力、幽默和善意。“他们过去常常称我为‘瑞典营女王’，”利森在电话中对我说。自从失去朋友后，她的大脑一片混乱，她说。她警告我说她一会儿会哭，然后又会胡言乱语，最后变得沉默。尽管如此，她愿意在我们的报社见面。“我必须这样做，因为这是我的孩子们。我的老男人帮。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他们是谁，他们是多么好的人。”所以我们见面了。利森喝着黑咖啡，试着回忆起来。她手势激动地，皱起脸，以防止眼泪流出来。她给一个支持者打电话，填补一个细节，然后又一个，再一个。根据利森的说法，瑞典足球家族对于有人写一篇文章并愿意提供信息感到宽慰。然而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给予采访太痛苦了。“一到一个新城市，我就在找那些家伙，”利森说。“比赛之间你们之间没有联系，但他们仍然会突然出现，给我熊抱。我有两个家庭，一个在家里，另一个在旅途中。肯特、佩莱和帕特里克是我的哥哥们。”这三个人说话的方式很相似，同样慷慨，他们都是有个性的人。“肯特过去总是戴着一顶非常丑陋的毡帽。上面有角，满是来自旧比赛的别针。他是他们中最冷静的，不怎么说话。”佩莱是个开玩笑的人，利森说。“他见到我们都很高兴。‘啊，你们来了，’他会用高音说。‘我想你们了！’他从来不会性别歧视或粗鲁，但他会开一些带着爱意的玩笑。眼睛里闪烁着笑意。你坐在他旁边，一杯啤酒就会立刻出现。还有帕特里克…”利森·阿尔蒂斯（Lisen）情绪崩溃，停下来翻看旧照片，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。“他是三个人中对足球最感兴趣的一个，”她说。“他曾经执教过很多女子球队，但现在成了一个地面跳跃者，一个会去旅行看球场的人。只需要和他聊上一小会儿，就能意识到他是多么善良。彻头彻尾的好人。”利森并不排斥戴上自己的糟糕头饰。其中一个最喜欢的是一个带有塑料黄色和蓝色花朵的花环。当她参观瑞典国家体育场友谊体育场的纪念碑时，她将其放下。“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心形。我的孩子们值得这样。”佩莱在比利时医院住了九天后回到了瑞典。他的头部受到子弹碎片的轻微伤害，对他的一只手臂产生了影响，但他希望通过物理治疗恢复运动能力。肯特和帕特里克已经举行了葬礼。利森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。尽管带来痛苦，她想要倾诉，并且需要分享她最黑暗的想法。“发生这件事后，我感到内疚，”她说。“感觉好像全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不是个该死的帮凶就好了。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要这样想，而且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倒回录像带。所以我试着去记住其他事情。因为那些男孩在一起是那么快乐。他们真他妈的快乐。”这四个人非常相似。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就像一团巨大的火焰，但这种热爱很少被年轻的聪明人所理解，因为它不依赖于战术阵型或团队排名。他们热爱西班牙女足。他们互相热爱，整个旅行爱好者团队都是如此。他们喜欢降落在一个外国城市，看到一个穿着黄蓝色衣服的人并与他们开玩笑，一起走在比赛日的队伍中。“其中一个总是会离开队伍跑进一家商店，”利森说。“谁在喝啤酒或可乐？然后他会出来分发，不在乎谁付钱。”现在一切都已经破碎了。一个花瓶被扔到地上，碎片再也无法拼凑在一起。瑞典各地都有人与他们共庆，开玩笑，男人和女人们在下一场比赛时将俯瞰聚集的球迷，但会意识到一顶丑陋的毡帽不见了。这是2023年10月瑞典报纸《Aftonbladet》的一篇文章的编辑摘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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